江丰(1910.2-1982.9)原名周熙，笔名高岗、固林，上海人。擅长版画、美术理论、美术教育。1928年在上海"白鹅画会"学画;1931年春与杭州艺术院"一八艺社"张眺、于海等组成"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举办"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并出版画册，鲁迅为之写序文《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同年参加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所"为"左翼美术家联盟"负责人之一，成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活动家。1932年与艾青、于海等开办"春地画江丰会"，进行革命美术活动。是年夏被捕入狱，1933年出狱，在上海与野夫、沃渣等组成"铁马版画会"，出版《铁马版画》双月刊三期。"八·一三"沪战爆发，加入"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初到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主编《前线画报》。次年调鲁迅艺术学院任美术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八路军留守兵团文化委员会委员。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1946年任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主任，晋察冀边区党委文化委员会委员。1949年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版画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代理院长、院长，文化部顾问，全国人大代表等。他是中国新兴版画艺术的开拓者之一。长期担任美术组织领导工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美术事业的建设和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早期木刻作品有《言抗日者--杀!》，《东北抗日游击队》，《囚徒》等，大多珍藏在中国美术馆。写过许多重要美术评论文章，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美术》、《西洋名画欣赏》、《达·芬奇的艺术》等。

　　事件年表

　　1929年，工余到白鹅西画会学画 。

　　1931年，参加上海左翼美术活动，筹建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继参加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会 。

　　1932年，任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执委，参加春地美术研究所创作、展览活动，之后两度被捕 。

　　1936年，参与组织铁马版画会和上海木刻作者协会 。

　　1937年，筹组第三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并巡迥展出 。

　　1938年，赴延安，负责编辑《前线画报》，后任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委委员，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文委委员，当选陕甘宁边区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 。

　　抗战胜利后，任华北文艺工作团政委，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党委副书记、美术系主任，晋察冀边区党文委委员 。

　　1949年，当选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 。

　　1951年，调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悲鸿院长逝世后，任代院长 。

　　1953年，当选中国文联常务理事，中国美协副主席 。

　　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同年访问苏联，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1年，调中国美术馆研究部工作，坚持从事西方美术史研究 。

　　1979年，冤案得以改正，出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顾问，中央美院院长，长选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协主席。

　　1980年，当选中国版画家协会名誉主席。访问法国和日本 。

　　晚年尤重视民间美术的抢救和复兴工作

 

　　《吴冠中自传：我负丹青》：

　　我想谈对江丰的一些感受。我被调理中央美术学院时正值江丰任院党委书记，即第一把手，大权在握。他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岂止美术学院，他的言行实际上左右中国整个美术界。毫无疑问，他是坚定保卫革命文艺、现实主义美术的中流砥柱，我这样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形式主义者”当然是他排斥的对象。但我感到他很正直，处事光明磊落，他经常谈到文化部开会总在最后才议及美术，甚至临近散会就没时间议了，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礼堂全院师生会上公开批评文化部长没有文化，当时文化部长是钱俊瑞，大家佩服江丰革命资历深，有胆量。钱绍武创作的江丰雕刻头像，一个花岗石脑袋的汉子，形神兼备，是件现实主义的杰作。但反右时，绝对左派的江丰被划为右派，这是莫大的讽刺。据说由于他反对国画，认为国画不能为人民服务，国画教师几乎都失业了，但这不是极左吗?如何能作为右派的罪证呢，详情不知，但他确确实实成了右派。反右后，他销声匿迹了。很久很久之后，前海北沿十八号我的住所门上出现过一张字条：江丰来访。我很愕然，也遗憾偏偏出门错过了这一奇缘。不久，我住护国寺大街上遇见了江丰，大家很客气，我致歉他的枉驾，他赞扬我的风景画画的很有特色，可以展览，但现在还不到时候。纠正错划右派后，江丰复出，他出席了在中山公园开幕、以风景画为主的迎春油画展，并讲了比较客观、宽容的观点，且赞扬这种自由画会的活动，颇受到美术界的关注和欢迎。他依旧是在美术界掌握方向性的领导，观点较反右前开明，但对抽象派则深恶痛绝，毫无商讨余地。大家经常说“探索探索”，他很反感：探索什么?似乎探索中隐藏着对现实主义的杀机。我发表过《关于抽象美》的文章，江丰对此大为不满，在多次演讲中批评了我，并骂马蒂斯和毕加索是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我们显然还是不投机，见面时彼此很冷淡。在一次全国美协的理事会上，江丰演讲攻击抽象派，他显得激动，真正非常激动，突然晕倒，大家七手八脚找硝酸甘油，送医院急救，幸而救醒了。但此后不太久的常务理事会上(可能是在华侨饭店)，江丰讲话又触及抽象派，他不能自控地又暴怒，立即又昏倒，遗憾这回没有救回来，他是为保卫现实主义、搏击抽象派而牺牲的。他全心全意为信念，并非私念。

 

　　江丰老师二、三事编辑

　　作者：陈丹青

　　一九七九年初我正在美院油画研究班学习，当时的情势大家该都记得，有一阵子盛传江丰要出来工作了。此前，这个名字是忌讳的，于我们年青人则很陌生，在当时的首届民办画展“迎春画展”上，我们第一次知道真有这么一个“江丰”活着，因为画展的序就是江丰亲自写的。听说这份内容、言辞都大不同以往的序不胫而走，很快被传抄到各地。不多久，我们班竟也弄出一张吁请江丰回美院当院长的大字报。还写明凡同意的人士请在其上签名。学生们干事就是这样，尽管我们谁也没见过他，不过私下里有许多老师，老同志支持我们，记得刚抄好的大字报摊在地下，当时还没有去世的赵域老师走进来，看完后干脆地说：“好哇，就这样贴出去!”几天后，大字报下端差不多签满了美院老师的名字。

　　大字报出去后，我们照常画画。其时文化部已经任命江丰同志出任院长，我们却还不知道。五月的一天，那就任的大会就在礼堂开了。听不少老师说，江丰同志办事雷厉风行，性子急，易激动，常会发火。我那天站在末排，依着这描述、经入指点寻到江丰老师本人时，多少有点失望。他讲话的上海口音很重，远远看去，那容颜让我想起我外婆。他那天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但他发言时不断举起右手，向上方指戳，挥动的手势，给我印象很深，比他的音容有力得多，由于日后一再见到他这手势，现在想来，几乎比他的相貌还更清晰。
 

　　此后他就很忙。再见到他，已是在我们毕业作展览的座谈会上。他背向我们坐，我又在末排，只见到他稀发的后脑。但发言时右手一举，指戳挥动，看去觉得好熟悉似的。那次发言是他典型的“风格”：那么偏激，但听来痛快，见出他的无私真率，见出他绝非是那种遇事或表态不痛不痒、麻木不仁的人。他说到油画的不景气，说到画家条件的亟待改善，措辞激烈，毫不客气，仿佛同谁吵架，还带出一句咒骂，我惊讶之际，四座却轰然鼓起掌来，他并不候掌声息了再讲，声音反更加高亢，之后又是二次自发的鼓掌，我当时看不见他脸上的神情，话全听见了，就跟着一起鼓掌。

　　去年春天我向美院申请到美国自费留学。报告到院办后，说是江丰老师要同我谈谈。这是我第一次同他单独谈话。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同意，因为我才留校工作半年;我也不晓得他是否认得我，虽然他曾留心过我们毕业展的画，因此我有点紧张地去见他。这回靠近看他，发现他的脸上真有股倔强固执的神情。他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不去法国呢?到美国干什么?”我慌了，心想这事要吹。但我在法国无亲无友，没人资助我，哪是不想去呢?我照直说了，惴惴地瞧着他。他听着，并不看我，更让我觉得他在生气。但忽而我又想起我外婆：他脸上瞬息间闪动出一种老太太般的慈蔼。“好吧”，他慢腾腾地开口，仍看着别处，象在想别的事“不过法国一定要去的!还有意大利。我刚刚从法国回来，卢浮宫里的画，一张一张都大得不得了的!”他顷刻激动起来，伸出右掌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圈，用上海口音说出一长串画作和画家的名字，我好容易听清，他讲的是委罗内斯、大卫、格罗、德拉克罗瓦和藉里柯。“你可以去临摹嘛!我同他们讲，拿一点画到中国来展嘛，他们已经同意了!”稍息，他面色重又慈祥起来，竟还透出一丝笑意，我当真从未见他笑过。“苦一点不怕。小年青，吃点面包香肠就可以了嘛!人到外面，有困难时，就写信回来，我在法国有朋友。”此刻回想那次谈话，我已在博物馆吃过好几回的面包香肠，有时只喝自来水，但没有写信给他，也还没有钱去法国，倒听说卢浮宫的一些藏画最近真的送到北京展览了。
 

　　之后他在校院里遇到我，问：“画什么画没有?文化部批下来还早，画还要再画，画完我要看的。”其时我没时间也没心思画画，但嘴上仍说要画的。想到他若真的要来看，不免发慌。听老师说，从前他任院长时，同学从乡下画画回来，他会当晚就跑到宿舍去看画的。我巴望他工作忙会忘了这事，不料一个月后他还让一位老师来问我，可我到底还是没有新作给他看。

　　入秋后，有一次我和孙景波同学及我妻子黄素宁三个，在学生会赞同下将南京艺术学院学生丁方的一些画在教室里展了两天，反映挺好，许多老师去看了。后来听说江丰老师也去了，对丁方用毛笔勾的大张农民头像很欣赏，当下要见见这个小青年。我们当然很高兴，拥了小丁去见他。我们忘了带地址，半路打电话向他讨门牌号。待进了大楼，电梯门开时，见老人已从十层楼上亲自下来迎我们，怕我们再找错。“好啊，好啊!”他瞧着我们，好象没弄清哪个是小丁，然后大声发挥他关于国画油画的见解。同去的一位国画系研究生后来说：“江丰老师关于国画和国画家的议论，并不如外间传说的那么偏领么!”我们告辞时，他弄清了哪一位是丁方，用手去捏小丁的壮胳膊，捏得很用力，连连说：“好啊!好阿!”后来丁方的画被《美术》介绍过，不过我想他仍是美术界的一个小车，而江丰老师那时早已是美协主席了。

　　其实那回丁方同时还展出好几张抽象风格的小画。有同学告诉我，那天江丰忘了戴老花镜，没看清那些小画是些什么玩意儿，否则江丰不会对他的画感兴趣，(大家，尤其是学生都晓得江丰老师见同学画抽象画要动气的)。我们听说，偷笑成一团，庆幸老人那天的忘带眼镜。可是事后我想想，老人没我们似的滑头。他的好恶贬褒似在写实非写实之间，但实则他的气量，心意，他的志愿，全不在这些小事上，而是看重事业，提携后辈，期望美术界强旺。他看到有为后生的欢喜和看到抽象画的动气，不是出自偏私成见而纯粹缘自真率。他那天要是带着老花眼镜，那眼镜也不会改变他的热心肠的。

　　年末我去向江丰老人辞行，这回只谈了十分钟。他很兴奋，谈到美国收藏家韩默画展要来中国，谈到要派人去比利时临画，谈到要将各地一些优秀青年画家集中到美院进修。“把这些事办起来，中国的油画不就上去了么?”他捋捋袖子，又将右臂举上天。那几件事，后来听说都成了。我的几位在外省的好朋友，最近还从北京写信来，说他们已经入美院进修了。
 

　　我到纽约转眼九个月了。明年春有个画廊要为我办个展，我让我妻子转请江丰老师为这个展览写个序。我爱看江丰老师写的序，简明有力，但多为大画家写，如司徒乔。我只是刚毕业的学生，不知他愿意写否?九月初，我妻子所在美院年画连环画系毕业创作展览开幕，江丰老师到场与同学们合影。我妻子向他转告了我的请求。她来信说，老人乐意写，要我寄些近作的照片去，他好看着画来写。我很高兴，这次不怕没画给他看，倒是来到洋地方，还画土东西，自己也不爱看，拿给老人看，不知他会怎样想，于是有些惶惑。近日正想选拍了寄去，却不料听到了江丰老师去世的消息。

　　我又想起老人的手势、神色和上海口音的言谈。这几天我遥想九月十三日老人在会议间病发时，很可能正是在这动作和激烈的发言中。每想到那情形，泪就会涌上来，象这样子的逝去，恐怕也只江丰老师一人吧? (一九八二年九月廿五日自纽约)
 

　　源自《吴冠中自传：我负丹青》：

　　我想谈对江丰的一些感受。我被调理中央美术学院时正值江丰任院党委书记，即第一把手，大权在握。他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岂止美术学院，他的言行实际上左右中国整个美术界。毫无疑问，他是坚定保卫革命文艺、现实主义美术的中流砥柱，我这样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形式主义者”当然是他排斥的对象。但我感到他很正直，处事光明磊落，他经常谈到文化部开会总在最后才议及美术，甚至临近散会就没时间议了，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礼堂全院师生会上公开批评文化部长没有文化，当时文化部长是钱俊瑞，大家佩服江丰革命资历深，有胆量。钱绍武创作的江丰雕刻头像，一个花岗石脑袋的汉子，形神兼备，是件现实主义的杰作。但反右时，绝对左派的江丰被划为右派，这是莫大的讽刺。据说由于他反对国画，认为国画不能为人民服务，国画教师几乎都失业了，但这不是极左吗?如何能作为右派的罪证呢，详情不知，但他确确实实成了右派。反右后，他销声匿迹了。很久很久之后，前海北沿十八号我的住所门上出现过一张字条：江丰来访。我很愕然，也遗憾偏偏出门错过了这一奇缘。不久，我住护国寺大街上遇见了江丰，大家很客气，我致歉他的枉驾，他赞扬我的风景画画的很有特色，可以展览，但现在还不到时候。纠正错划右派后，江丰复出，他出席了在中山公园开幕、以风景画为主的迎春油画展，并讲了比较客观、宽容的观点，且赞扬这种自由画会的活动，颇受到美术界的关注和欢迎。他依旧是在美术界掌握方向性的领导，观点较反右前开明，但对抽象派则深恶痛绝，毫无商讨余地。大家经常说“探索探索”，他很反感：探索什么?似乎探索中隐藏着对现实主义的杀机。我发表过《关于抽象美》的文章，江丰对此大为不满，在多次演讲中批评了我，并骂马蒂斯和毕加索是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我们显然还是不投机，见面时彼此很冷淡。在一次全国美协的理事会上，江丰演讲攻击抽象派，他显得激动，真正非常激动，突然晕倒，大家七手八脚找硝酸甘油，送医院急救，幸而救醒了。但此后不太久的常务理事会上(可能是在华侨饭店)，江丰讲话又触及抽象派，他不能自控地又暴怒，立即又昏倒，遗憾这回没有救回来，他是为保卫现实主义、搏击抽象派而牺牲的。他全心全意为信念，并非私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