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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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0 17:06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指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对我们做好文艺评论工作也有着深刻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非常注重文艺的“历史”价值,重视文艺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所以,衡量文艺作品最高的标准就是“美学的历史的”标准,可见历史标准的重要性。文艺作品的思想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历史认识的正确性和深刻性,体现为把握现实生活的历史穿透力。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活着的历史。文艺创作无论是对过去的再现还是对现实的反映,写出来的都是一种“历史”,只不过是一种以艺术手法写出来的历史。所以,文艺家的创作,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写“史”,是艺术家感受和认识的历史。中国人把杜甫的诗称为“诗史”,因为杜诗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正面为诗,背面为史,诗史一体。人们期待“史诗性”作品,也是着眼于史与诗的关系。可见,文艺作品就是一种形象化的、艺术化的“历史”,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什么特别注重“历史”标准的原因所在。
钱松嵒《三门峡工地》80.5×47.6cm 1960年 现藏中国美术馆
既然“历史的”标准如此重要,自然就对文艺评论工作者提出了历史能力的要求,如果缺乏历史眼光和历史意识,就不可能对一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进行科学分析和有效定位,美学价值也就无所附丽。
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创作中的出现,固然是受到某种狭隘的、偏激的历史观的影响与裹挟,也不能不看到文艺评论在面对这一现象时的乏力,没有真正发挥文艺评论的校正功能,原因就在于,“历史的”标准被悬空或弱化,单单倚重“美学的”标准来衡量作品,难免陷入了修辞手法的辨析与细枝末节的技艺探究,失去了应有的宏观把控能力和应有的思想力量。可见,美学的历史的标准不可偏废。因为文艺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历史与美学的统一。
钱松喦 《锦绣江南鱼米乡》 117×67.5cm 1972年 现藏中国美术馆
如何增强文艺评论的“历史的”功能?首先要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历史修养,培养历史自觉,增强历史的宏观判识能力。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树立正确历史观,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树立大历史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握历史的主流主线、主题本质和发展规律。只有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看清历史的走势,看清一件事、一个人、一段史的位置、作用与价值,所以,历史观也是一个坐标系。没有一个大的坐标系,就无法对一部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以及作品的倾向性作出准确判断。没有大历史观,也不能真正理解“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刘文西《关怀》 202×136cm 1975年
就文艺创作而言,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文艺题材最丰富、历史意蕴最广阔、思想内涵最深刻的矿藏,是完全有理由产生史诗性伟大作品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历史时期,是中华民族经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是古老民族、古老文化经历了一次再生,是浴火重生、浴血新生,是蜕旧变新、向死而生。没有任何一次变局如此广泛而剧烈,没有任何一次变革如此严峻而深刻,从救亡到革命,从新生到复兴,阵痛的呐喊,探索的艰辛,血泪斑斑,曲折回环。有多少仁人志士中外求索,有多少英雄儿女九死不悔,筚路蓝缕,前赴后继,感天地,泣鬼神。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觉醒、抗争、求索、突围,从衰亡到复兴的转折,从古老向现代的转变,是精神、意志、鲜血、灵魂谱写的“创世史诗”,是确立新的生存空间、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的生死存亡的大突围、大牺牲、大裂变,是全民族共同的命运。因此,同样是走向现代化,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境遇、道路、代价完全不同,所以不能教条地用西方的道路、模式和观念来解读中国近代历史,也不能用个人主义解读这段历史。
李可染 《雄关漫道》
中华民族的奋斗是依靠千千万万个体凝聚起来的集体力量,是无数先烈的牺牲换来的民族新生。正是这种崇高精神,铸就了“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弘的史诗”。没有崇高,就没有史诗。崇高,是史诗的灵魂。正确的历史观,才能开启历史之门,触摸到历史的主流主线,才能使认识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达成一致。可见,正确的历史观之于文艺创作如何准确传达历史内涵至关重要。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历史的”标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基石,树立正确历史观,树立“大历史观”,致广大而尽精微。
傅抱石《待细把江山图画》 1961年 现藏中国美术馆